日前，美国富翁比尔·盖茨和梅琳达·盖茨夫妇，以及沃伦·巴菲特倡议全美的亿万富翁宣誓，在有生之年或死后将自己的一半家产捐给慈善机构。这被称为是“日落条款”，规定捐赠人应设定一个最后期限，届时他们或者其继承人必须将资产直接支付给慈善机构。
据《财富》杂志估算，如果“日落条款”成功实施，那么将募得近6000亿美元，这将大大改变美国的慈善事业，成为一股强劲的慈善风暴，席卷全球。显然，“慈善领袖”的这一倡议，将推动美国式慈善再上一个台阶。但这股慈善风暴何时在中国大地掀起波澜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。“日落条款”虽然是比尔·盖茨与沃伦·巴菲特的个人倡议，但却是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：一个富豪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还不够，还要倡议一个国家的所有富豪捐出一半财产，而且还规定了最后的捐赠期限。无疑，这个“日落条款”不但能为美国慈善事业筹集足够多的善款，还能推动更多人加入慈善行列。
尽管美国富豪们对“日落条款”反应不一，“日落条款”也仅仅是个倡议而已，无法强制全美富豪来签这个条款，但还是折射出美国慈善文化的进步，以及美国“慈善领袖”的公民意识。反观我们的慈善事业，距离美国慈善文化和美国“慈善领袖”的公民意识似乎还有很远的距离。
比尔·盖茨和沃伦·巴菲特都是“财富领袖”，中国同样有自己的“财富领袖”——— 财富榜上的英雄；美国有“慈善领袖”，中国同样也有“慈善领袖”——— 慈善榜上的英雄。但美国的“财富领袖”与“慈善领袖”往往是划等号的，而我们却不是这样；而且，美国“慈善领袖”有影响力号召力，而我们的“慈善领袖”不仅缺乏影响力，而且还缺乏号召富豪集体行动的勇气。
比尔·盖茨与沃伦·巴菲特敢于倡议全美富豪捐一半家产，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“慈善领袖”，率先做出了榜样：比尔·盖茨曾宣布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拿出来做慈善事业；沃伦·巴菲特在2006年就宣布向5个慈善基金会捐出其所持有的财富，约合375亿美元。反观我们的富豪，仅有曹德旺敢于将其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的70%用来成立慈善基金。
显而易见，无论是中美两国的“财富领袖”还是“慈善领袖”，其慈善意识有较大差距，要缩小这种差距需要相当长的时间。缺少真正的“慈善领袖”，对我们的整个慈善事业都有一定影响。在我看来，中国出一个比尔·盖茨式的“财富领袖”很有可能，但要出现一个比尔·盖茨式的“慈善领袖”却很难。
当然，中美两国在慈善事业方面的差距，不能完全把板子打在中国富豪们的屁股上。诚然，美国慈善事业发展很快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原因，中国慈善事业起步晚、发展慢也有自己的原因。但我以为，无论是哪个国家要发展慈善事业都有一个共性的东西来支撑，即慈善事业发展离不开有利的法律环境。
法治、体制与机制的三位一体，是美国慈善事业的制度环境保障；完善的遗产税和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刺激着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。而我国为慈善事业发展所创造的法律环境很不理想，就一部《慈善法》而言，舆论呼吁很久很久了，遗憾的是，至今依然还处于起草阶段。
在我看来，可推动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“日落条款”，是在美国慈善文化、慈善制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，而我们的慈善文化虽有历史渊源，但现代的慈善文化还没有形成，更谈不上普及；我们的慈善制度还处在残缺、落后的地步，要赶上美国的慈善制度还需要很大的立法决心，需要漫长的时间等待。
